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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对！”尼古拉微笑着回答。

    之后，他又为她拿来了一些有插图的书。

    晚上，他们家里总是聚集着许多客人——白脸黑发、态度庄严、不大开口的美男子阿历古赛·代西里取维奇；圆头、满脸满刺、总是遗憾似的咂着嘴的罗曼·彼得罗维奇；身材瘦小、留着尖尖的胡子、声音很细、性子很急，喜欢大叫大喊，说出话来好像锥子一般尖利的伊凡·达尼洛维奇；以及一直拿自己、拿朋友们、拿他的逐渐加重的病开玩笑的叶戈尔。还有其他许多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    尼古拉总跟他们静静地长谈，他们谈话的题目总是一个——关于全世界的工人。

    有时候他们非常兴奋，手舞足蹈地辩论，喝茶喝得很多很凶；在时候在他们大声谈论的过程中，尼古拉默默地起草传单，写完之后，向大家诵读一遍，然后立刻用印刷字体将传单抄写出来。

    这时，母亲总是仔细地把断掉的草稿的碎片拾起来烧掉。

    每天晚上，母亲总是为他们倒茶。她对于他们谈到的工人大众的生活和前途，谈到怎样更迅速更有效地向工人宣传真理，提高工人的热情等事情时的热烈情绪，都感到很惊奇，他们常常生气，各不相让地争执，你说我不对，我说你不对，于是双方都感到生气，可是不多一刻，却又争论起来。

    母亲觉得，和他们比较起，自己早已更深刻地了解工人的生活。她觉得，她对他们担当的任务的艰巨，比他们本身看得更清楚。这种感觉使她对他们怀着一种宽容的、乃至有点忧伤的感情。正像大人们看到在扮夫妻游戏、然而却不明白这种关系的悲剧性的孩子时的心情一样。她常常不由自主地拿他们的话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比较。比较之下，她感到两方之间存在着差别，可是起初她不能懂得这种差别。她时常觉得，这儿说话的声音比乡下还要大，她于是对自己解释说：

    “得越多，说话的声音也就越响……”

    可是母亲又常常感到，好像这些人都是故意在互相鼓舞，故意做出激昂慷慨的样子，好像每个人都想向同志们证明，真理对于自己比对其他人更为接近、更为可贵；别人听了不服，也来证明真理对自己是更接近，于是开始了激烈而粗暴的争论。母亲觉得，他们每人都想压倒别人。这种情形使她不安并难受起来，她动着眉，用哀求的眼光望着大家，心里想：

    “他们已经忘记巴沙和其他同志了……”

    母亲总是紧张地着这样的争论，她虽然听不太懂，可是却千方百计地探求着言语背后的感情。她能看出，在工人区里讲起“善”的时候，是把它当做了一个整体，这儿呢，却是将一切打碎，而且打处十分零碎；工人区里的人们有着更深、更强烈的感情，而这儿的思想却是很锐利的，有着将一切都剖开的力量；这儿更多的是谈论着破旧的事物。因为这种缘故，母亲深感巴威尔和安德烈的话对她更亲切，使她更容易了解……

    母亲还注意到，每逢有工人来访的时候，——尼古拉总是变得特别随便，脸上露出温和的样子，说话和平常完全不同，既不像是粗鲁，又不像是轻率。

    “这一定是为了使工人能够听懂他说的话！”母亲推测。

    可是，这种推测并不能使她安心。她不难看出，来的工人也很放不开，好像心里受着拘束，不像他跟母亲，跟一个普通妇女谈话那样容易而随便。有一天，尼古拉出去之后，母亲对一个年轻人说：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这样拘谨？好像小孩子要受考试似的……”

    那个人咧开嘴大笑起来。

    “到了不习惯的地方，虾也会变成红色的……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嘛……”

    有时莎馨卡也跑了来，但她从来都不长时间地逗留。她说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连笑也不笑。每次临走的时候，她总是向母亲询问：

    “巴威尔·米哈依洛维奇怎么样——他身体好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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